中国石油总储量位列全球第九

针对上述投诉，议会监察专员诺雷尔·索德洛姆女士要求国家卫生福利部、国家海运管理局就此发表意见。

1949年12月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全国社会及劳动人民利益之有关民事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可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在对行政公益诉讼诉的探索和制度构建过程中，对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的借鉴意义使不能忽视的。

所以在我国由检察机关代表公益提起诉讼在理论上不应该成为问题。日本民众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响的选举人或者其他公众之一，只有在法律上有规定时，限于法律规定者，才能够提起，可以准用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的程序。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开发、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笔者虽然赞同突破传统原告资格的做法，但仍然认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是以国家机关即检察院为益。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三是民众的法治意识普遍提高。由本院……执行意味着由法院而非行政机关行使实力。

而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是公权力行使，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话来是单方行为。  五、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之研究方法 上述之检视、立法清理乃至修改作为本手或正途，需要理论先行。所以，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所预想的情境是：行政相对人不意欲实现行政行为的意思内容。[2]三种体现：①自力执行（即行政相对人自己履行义务）、②行政强制执行、③司法强制执行（包括行政诉讼及有关监督对行政主体的强制履行）。

[24]郑琦指出：据杭州市所辖下城区、江干区、淳安县、临安市、建德市等5区、县（市）数据统计，2006年可执行行政案件总数是78672件，行政相对人主动履行78161件，需行政强制执行511件，其中行政机关应依法自身强制执行47件，占9%，应通过非诉行政执行464件，占91%;2007年可执行行政案件总数是258055件，行政相对人主动履行257397件，需行政强制执行658件，其中行政机关应依法自身强制执行70件，占11%，应通过非诉行政执行588件，占89%。且在二战结束后，该条规定几乎并未得到运用。

同时，受给付人或利害关系人通过行政诉讼及有关监督实现了该行政行为的内容时，也不是因为行政行为本身的力量，而是因为法院的判决或有关监督的处理决定，即判决或处理决定的执行力。这意味着研究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需要体系的观点，将法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将不同部门法关联起来统筹设计、通盘考量。（三）行政执行制度改革之方向 针对我国非诉执行制度运作中暴露出的上述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建言。[25]同时，实务界也承认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

第58条规定：违反上述停业命令的，处三年以下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两刑并处。关于上述基本认识，日本行政法学教科书的结构安排可供参考。加上那些本无执行观念的行政行为，如公务员的免职处分，可以说，大部分行政行为都没有执行力。[18]直接强制的法律规定也极少，学界通常所提到的仅有两个：一个是《成田国际空港安全确保紧急措置法》第3条规定的针对暴力破坏行为、确保建筑物禁止使用命令得到执行的封锁建筑物，另一个《学校设施确保政令》第21条规定的确保学校设施的直接强制。

[6]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590页。与上述之行政行为观念基本一致。

来源：《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司法解释，答案是非常明了的。

这两大块中，前者讨论的是实定法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后者则讨论行政刑罚、罚款、作为制裁的公表等，将目光扩展至刑罚乃至事实行为。[15][日]塩野宏『行政法I [第二版]』有斐閣（1997）125頁。[14]相应地，我们还能满足于无涉法律地、演绎性地阐释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吗？ 质言之，我们可以在阐释行政行为效力时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理论的自洽性，也可以满足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无涉法律外观，但作为法学方法的当然要求，我们对行政行为效力包括执行力的阐释，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大前提：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不是概念演绎的产物，而是对实定法状况的一种转述或摹写。第一个问题是审查方式与审查标准。[14]参见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第13页以下。早在十余年前，杨建顺教授就曾借鉴日本的制度经验，提出要全方位地架构行政执行制度、合理配置行政执行权。

唯有如此，方能为我们共同建构的法学大厦夯实基础。（2）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为原则，表明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

第三种是卷面无错误标准。凸显了行政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证性。

反则金的制度逻辑与此类似，只不过其所针对的是违法停车等轻微、定型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只有确立了这个基本认识，将概念演绎的篇幅让给实定法状况描述才有了立足点。

无须赘言，本文的上述探讨是特定法律思维的产物。但本条规定并未言及那些本无执行观念的行政行为，也未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要件与程序进行具体规定，更未对其所意味的非诉执行制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与诉讼的关系进行明确。[4]章志远：《行政行为执行力初探》，《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102页。应当强调的是，上述实定法状况在2012年《行政强制法》施行后也基本上没有变化。

行政执行诉讼   一、引言 我国行政行为执行力理论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更多的行政行为由于缺少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9]但犯罪的非刑罚处理对于我国而言在制度上方兴未艾，在理论上也有待挖掘。问题是如此一来，不仅亟需呵护的司法权威受损，非诉执行制度本身的法律性也令人担忧。

当时，国家的公法上的权利不属于司法法院的管辖，行政机关也就无法借由民事上的强制执行去实现国家公法上的权利。对行政主体的强制履行包括行政诉讼及有关监督。

[20]再次，还有过料、课征金（主要见于反垄断法、证券交易法）等行政处罚，以及加算税、滞纳税等制裁性税收，这些实效确保手段的共通点在于以课予一个新的金钱给付义务——即作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来确保行政义务之履行。通告处分本身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是否缴纳罚款是收件人的自由。[41]《兵役法》第61条仅规定：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拒不改正的，在两年内不得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或者升学。但毋庸讳言，尽管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就有学者深刻地洞察到了本文称之为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的法学现象，[35]但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学者似乎尚未感受到上述理论变迁，也没有接受上述发生在域外的新理论整合观念，至少目前还没有普遍地反映到行政法教科书的结构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公定力概念中的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要素已经被逐步剔出，剩下的只是与实定行政诉讼制度相对应的撤销程序的排他性管辖。本文称此为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

当然，这种检视在范畴上已经溢出法律解释，而涉及到立法论，最后会落脚于各个部门行政法如何重新配置强制执行权限，或者预备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此类制度是经由义务之转换（将其他行政义务转换为金钱给付义务）而实施的一种间接性行政义务实效确保。

[40]何况行政行为执行力的消弭所意味的实定法状况实现后，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的种类和数量会有一个代偿性增加。[2]叶说中的行政主体是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特殊用法，与国外的行政主体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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